贾晋京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时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促进着科技和金融的不断创新，而科技和金融的创新又推进了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不断革新，人类再也不像历史上那样生活在凝滞不前的社会中，早在商汤时代就产生的社会理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现实。而使得这种日新月异成为可能的，是二战之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发源自汽车产业。

有一位伟大的“旁观者”通过对汽车产业的体验式观察，揭示了20世纪伟大社会变革的实质，并创造了全新的管理学，以此改造了社会管理者的思想，使人类找到了通向21世纪新社会的指针，他就是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之前，不存在统一的管理学，“管理”被认为是政府的事情，而与“企业管理”相关的是三种各成体系的研究：泰勒的流水线分工安排，梅奥以局外人立场对企业员工的社会学式的观察，以及市场的销售。如果说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只能说它们惟有关照点是一致的：产品。它们只关心如何把资本、机器、原料变成尽可能多的产品，像泰勒那样拿着秒表掐算工人完成每一道工序的最短时间，并标准化为操作规范，谓之“科学管理”。人的因素忽略不见，被当作机器同样对待。

与二战之前的企业研究者普遍是实业界出身或社会学出身不同，德鲁克的知识背景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既是熊彼特的学生，又上过凯恩斯的课的人。正是德鲁克，把管理关注的焦点从资本、机器、原料转移到了“人”身上，真正“以人为本”地探究组织效率的真谛。德鲁克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长处，也有短处，但绝不是泰勒式的个个相同的“机器人”，而管理者要做的就是把各有特点的个体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946年，德鲁克出版了管理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公司的概念》，通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深入内部的“卧底”式观察，第一次全面揭示了一个大公司是如何运转的。德鲁克指出，公司并不是一个产品的制造基地，而是一个网聚人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组织结构，公司不仅为社会提供产品，更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实际有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应一味追求利润。

1954年，德鲁克以《管理的实践》一书开创了现代管理学，他也因此被聘为杜克大学管理学教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设立这门学科的教授职位。在《管理的实践》中，德鲁克又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讲述了企业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亨利·福特是现代汽车工业的真正开创者，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建成了实际上第一条现代化流水线，从此流水线成为产业的组织方式。于是没有人能够从头到尾完成一件产品了，每个人都只做一道简单的工序。整个社会被流水线彻底改造了，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全社会的时间表——而不再是自己的时间表作息，每天的生活内容也不再是前工业时代与世隔绝的田园诗，而是像卓别林在《城市之光》中表演的那样被挟裹进齿轮之中。在亨利·福特出生时，美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住在乡村，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住在城市；而到了亨利·福特去世时，美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住在城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住在乡村。难怪德鲁克惊呼：“20世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在1918年的莫斯科，而在1914年的底特律！”

在《管理的实践》之后，德鲁克开始为企业与社会的未来求索道路。他发现，一个重视人的各自特点，善于发挥人的各自特长的组织结构，将具有一种超乎他人的独特资源优势——知识，德鲁克预见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于是在此后几十年中，他的著作始终围绕着知识、创新与社会的未来展开。

直到2005年德鲁克以95岁高龄辞世之前，他始终没有停止关于“构建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他一生留下的著作达39部之多，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管理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德鲁克看来，当代的MBA教育恰恰背离了“管理”的精髓：创新与远见，沦落为案例与操作技巧的鸡零狗碎。所幸德鲁克的学生马恰列洛教授也深为此而忧虑，于是他把德鲁克全部39本著作的精华编为一本366天的日记，名为《德鲁克日志》，以每天一篇形式编纂出来，他还在每篇日志后加了简要的“行动指南”，以便阅读。德鲁克本人亲自审定了《德鲁克日志》的全部篇目，这项工作刚刚完成，哲人便离我们而去了，可以说，此书也可以看作德鲁克的“绝笔”。

正如德鲁克把泰勒式的“体系”还原为人，又把人综合为社会这个有机系统，《德鲁克日志》也把德鲁克的浩瀚还原为一滴滴水珠，又把一滴滴水珠按月、日组织起来，综合成了一碗鲜羹。

尽情享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