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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迫不得已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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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8-3 13:36:00 | By: 兀者：野人女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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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改革：清代的“公用事业民营化”
贾晋京
道光四年（1824年）底，整个朝廷处在一片慌乱之中—京城的粮道断了！
是年十一月（旧历），京杭大运河重要枢纽—位于江苏的清江浦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由于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泥沙含量低的“清水”宣泄过多，含有大量泥沙的“黄水”倒灌，致使大运河自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
运道堵塞，漕船搁浅，漕运于是阻断，漕粮无法北上，这样京城就面临断炊。道光帝盛怒之下诿责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将其免职并发配新疆充军，又派曾经数次负
责治理河道的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孚为钦差亲赴决口现场。
在清代，漕运与河工、盐政并称“三大政”，是国家三件最重大
的经常事务之一。每年国家以“漕粮”为名作为一项单独税种，在部分地区征收精米为主的实物税（个别地方折收银两），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至北京的谷仓，是谓
“漕运”。清代征收漕粮的省份有八个：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都需通过大运河运抵京仓，其中江南六省承担了漕粮的绝大部分。每
年漕运粮食约三百万石（约两亿公斤），十月开始征收，十一月征完，十二月起运。唐以后历代漕运都被视为国家命脉。如今漕粮起运在即，命脉却被切断，朝野上
下焉能不急？
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能让受阻的漕粮顺利通过淤塞段北上。钦差
大臣文孚和署理两江总督魏元煜提出一个方案叫“借黄济运”，也就是把黄河水引进大运河，使运河水位升高，让漕船能浮得起来通过阻塞段。这其实是一个老办
法，前代发生运河淤塞的时候经常被拿出来救急。问题在于这个办法非常危险，由于黄河水泥沙含量高于运河水，借黄济运就会使浊水铺在清水的上层，船倒是能通
过，但是船过之后泥沙就会沉淀在运河底，垫高河床，造成未来更严重的阻塞。这样的方案无异于饮鸩止渴。
实际上，文孚等人不是不清楚借黄济运的危险，但是做为主司，他们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至于是不是批准，就是道光皇帝的事了。
文孚估算的工价高达三百万两白银。但漕运急迫，道光皇帝还是答应了这项提案，并且立即考虑如何筹款，而当时两江总督藩库和附近能征调的存银加起来也只有六十一万两，道光另外从山东藩库和中央户部拨银二十万两，给他凑了八十万两。
对于道光皇帝来讲，他这时想的是怎样先把漕粮尽快运到京城来，至于运河淤积之类问题，走一步算一步，等将来再说。道光也不想当冤大头，独自承担责任，批示奏折的时候首先就说“实非良策”，嗣后下谕旨给魏元煜让他“权宜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把责任推到魏元煜头上。
道光五年正月，文孚奉召还京。道光命体仁阁大学士（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孙玉庭会同两江总督魏元煜、漕运总督颜检、江南河道总督严办理漕运事宜。从人事安排
上来讲，如此众多高官摆出的“超豪华”阵容，体现了朝廷对事件的无比重视。然而，传统中国处理突发事件，除了人事安排之外，却也并无更多手段。
二月初九，借黄济运正式启动。然而到了三月底，这项饮鸩止渴的计划就显出严重后果：渡过黄河的漕船仅占总数三分之一，而同时位于淮安的里河运口一带形成淤垫，“漕船间断阻滞”。
孙玉庭此刻越发感觉形势不妙，便于四月初奏请停止借黄济运，实行盘坝接运。所谓盘坝接运就是在淤浅的河道中临时以坝筑辟出一条通道，再将附近的湖河之水用
水车车进坝中，借以暂时提高水位，船行过坝之后，转从高邮由驳船北运。孙玉庭计划盘坝接运漕粮二百万石，需费银一百二十万两。道光东挪西借凑给他一百零二
万两。加上之前借黄济运拨款的八十万两，朝廷已经为漕运危机额外支出了一百八十二万两，而正常情况下朝廷每年用于漕运的“正帑”，也就是正常拨款，才不过
一百六十万两。
然而多出一倍还多的付出却没有得到哪怕一半回报。虽然“每日穷昼夜之力”，但到了五月底，盘坝接运通过的船只不及计划任务的一半，漕粮已注定无法按期运
完。加之夏至将临，水势更难预料，道光龙颜大怒，下令将孙玉庭、魏元煜、颜检、严革职拿办。漕务危机终于演变成政治地震，而阻滞的漕船仍无法渡河．．．
危机之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提出，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解决危机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暂时雇用商船海运漕粮。
道光做了相应的人事安排：调主张海运的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反对海运的江苏巡抚张师诚改任安徽巡抚，而支持海运的琦善则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经世派官员陶澍由是登场。陶澍持有“经世致用”的实学立场，在乾嘉汉学如日中天的道光初年，称得上是个朝臣之中的异数。
乾隆末叶以来，中国表面上处在传统王朝的盛世之中，实际上却蕴藏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三亿，可耕地面积却并
无实质增加。之前的汉、唐、明历代人口顶峰时也不曾超过8000万，耕地数大致相当。严重的人地矛盾表现为多方面社会问题，漕、河、盐三大政也都表现出制
度性的“朽坏”。面对深刻的危机，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汉学却终日埋首故纸堆，训诂文字；与之唱对台戏的宋学则空谈心性。只有少部分士大夫致力于现实问题的研
究，倡导实学，但所能依赖也只能是汉宋学术的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由此，他们对现实的体认也不出传统儒家思想范围，开出的药方主要是技术性的政策建议。
陶澍就是当时的实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雇商海运可行性的分析引起了道光的重视：
首先，存在一条从宁波、上海到关东、天津的固定海上商路，贸易量很大，完成漕粮运输量不成问题。而且商船善于利用季风，海运风险很低。
其次，江浙一带沿海皆沙滩，所以大量使用一种叫做沙船的商船，这种船舱底有甲板，舷旁有水槽，其下有承孔，“水从槽入，即从孔出”，所以舱中能保持干燥，适合运输需要防潮的物品，用来运米再理想不过。
最后，海运漕粮与商船的正常商业利益不相冲突。当时沙船每年以由北而南的航行为“正载”，贩运东北的豆、麦等商品；而由南北的航行则主要装载茶、布之类南
方物产，比重较轻，叫做“放空”，为航行稳妥，通常要在吴淞口取泥压舱。而漕粮运输路线恰恰是由南而北，如果雇沙船运漕粮，不但给船主支付佣金，同时还帮
他们省去取泥压舱的麻烦，又不致影响茶、布的贩运，船主自然会乐意。
道光五年秋，陶澍赴上海，会同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设立上海海运总局，筹办漕粮海运。
陶澍发布了招商告示，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计划以苏州、松江、常熟、镇江、太仓四府一州漕粮试办海运，预计需运输两次。道光六年正月，四府一州漕米先后驳运上海，沙船已在此等候，按照编号依次收兑装运。至二月二十一日，共完成收兑一百一十二万余石。
漕粮装运完毕后，从上海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入海，只需十余天便可完成全部航程，抵达天津。到三月十五日，第一批漕粮便全部运抵天津，比运河漕运快了两个月。
按运河漕运例，此次海运也给了一部分额外的米作为“耗米”，也就是预留的风险损失。而漕米海运至天津后，竟然“颗粒未损”，耗米就成了船主们的意外收获。
船主希望把这些米在天津自行出售，而官方担心船主卖米会耽搁时日，影响回船二运。便通过英和入奏，希望由政府拨款购买这些耗米。由于海运使得本年漕费竟大
有盈余，道光很快就划拨了二十万两经费用于收购耗米。朝廷还给船主预留了赴东北采办豆等商品的时间，但有些船主竟然自愿放弃赴东北装货，即行回船准备二
运。可见获利之可观。
一运成功后，陶澍立刻着手安排二运。按运河漕运计划，漕粮每年八月抵京就算完成任务。而抵津沙船算上奉天买豆时间，五月底均可返回上海，按这个日程计算，
时间富富有余。但陶澍认为，四五月间盛行南风，海船北行最为适宜，至六七月后，风暴靡常，多有失事，故而节省时间乃海运关键，因此他要求沿途官员加紧督促
船主回南。
在陶澍的催促下，所有船只均于五月下旬返抵上海。到六月初五就把全部漕粮运抵天津，顺利完成该年全部漕运任务。
从道光六年（1826）正月起至六月初五止，试办海运两次共雇佣商船一千五百六十二只，运输正、耗米共计一百六十三万余石，正额“颗粒无损”，而且“不溺一人”，前后花费经费一百四十万两，比之预计竟有盈余。这些都是清代漕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漕粮雇商海运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道光七年，道光帝却下谕旨说：“近年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是年起漕运又恢复为河运。直到道光二十六年才又被迫改为海运，此后海运漕粮成为常例，海运取代河运地位。
道光为什么要废除一项取得巨大成功的改革举措呢？
清代漕运承袭明制，按照军事建制承担漕运。承担漕运的军队叫“旗丁”，由明代卫所转化而来。旗丁总数有十二万人。事实上旗丁只是随船押运，水手则另有
其人，通常情况下有六七十万人之多。漕运官僚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除了专司漕运的漕运总督外，在运河的不同运段有巡漕御史四人，漕运不同环节上则有粮道、
监兑官、押运官等，漕粮征税各省的州县官员则有征收之责。而负责河道治理的河道官僚集团则是与漕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巨大利益集团。
随着乾嘉年间承平日久和人口增长，官僚集团和水手集团都恶性膨胀。表现为当时人看到的腐败丛生。
当时，“漕弊”主要表现有三点：
漕政衙门冗员充斥，原本可由一人担任的押运官往往分派两人甚至四人，各省、道、州、县都派员押运，说白了就是都来瓜分。据说每个 “总运”可得二三万两，一个重船押运官二三千两，一个空船押运官千余两。
押运官勒索旗丁，旗丁勒索州县及水手。水手则夹带走私，贩卖私盐。
州县在征收漕米过程中以“耗米”为由严重浮收，盘剥百姓。
除了这些当时人能看清的现象之外，还有两条从现代的角度方能看清的现象也非常重要。其一是由于大运河正好途径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产盐地苏北盐场，水手在
贩盐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地下组织—青帮。盐是当时的国家垄断资源，贩卖私盐是杀头之罪，但青帮还是取得了对食盐市场的实际控制，对社会稳定有牵
一发而动全身之能力。这也是迫使陶澍后来进行了盐政改革的原因。其二是运河贸易带来了沿岸数百商业集镇的繁荣，涉及人口千万以上，这些人赖运河为生已达数
百年，早已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上述这项因素加起来，使得大运河和漕运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粮食运输本身。而漕粮海运则等于把所有这些利益集团抛弃在外，督抚怎能不反对？道光虽然知道雇
商海运的好处，但在巨大的利益集团压力面前，为了政权稳定的计算，他不能不妥协。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帝国是不会进行改革的。
根据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当几个分利联盟在某一领域形成串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他们
像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抢走的少，打烂的多，通过损害国家的和公共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局部利益。国家在利益集团的分利下就会走向衰落。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往往也是由于中后期利益集团的膨胀而走向衰落，不得不进行改革。而漕运改革命运不同的是，二十年后太平天国的到来，粉碎了漕运利益
集团。所以太平天国之后，清廷得以完全放弃了河运，彻底实行海运，为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而在漕粮海运的招商中胜出者，是西洋的船运
公司，由此帮助中国开启了经济现代化之路。失业的水手青帮则大规模涌入上海，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发源??清朝也出现了“同治中兴”局面，中国的
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近代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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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改革：迫不得已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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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9-27 21:47:57 | By: plog ] |
 其实漕运有更重要的意义，绝非只是个京城吃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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