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自知是木有资格对“红学”说三道四滴，这都是报纸编辑给逼滴……请诸位严厉批判！

泛滥的过度诠释

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7月20日（署名紫轩）

近来坊间市井红学一片红火。在被认为是书业风向标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全国各地出版商纷纷推出红学著作，几有“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势。红学也在万众的狂欢之中从书斋走向坊巷，由此成为大众话题。

以往爬梳字缝、烦琐考据，非寓公所不能为的饾饤之学，如今却骤成街谈巷议，妇孺乐道。我们当如何看待？

其实，在烦琐考据之风占据主流的清代，《红楼梦》尽管流行一百多年，却也只是作为小说而畅销。反倒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呼声高亢的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沉迷考据的红学却被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文化领袖所提出并热衷。何故？联系红学兴起之时的历史环境不难看出，红学之中其实承载着其倡导者远超过《红楼梦》本身的寄托：

　 其一是《红楼梦》有很多谜团——作者身世不清、内容疑窦丛生。学者在这些谜团中看出了康雍乾三朝政治的暗示，在满清初废正需反思前朝之时，可征的清史史料却相对不足，《红楼梦》就被当成了研究政治的寄托；其二是红学的提出者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此人是当时少有的美国海归博士，倡导西学方法，却又主张整理国故，看似矛盾，其实内在思路一以贯之，即融汇西学方法到中国本土问题的分析之中，而《红楼梦》恰好是一个可以兼用中西学术方法去研究的绝佳对象。

　 胡适开辟红学之后，陈独秀、郭沫若、王力、巴金等声名显赫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进入这一领域，使得红学蹿红为可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的“三大显学”之一。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研究者其实都是怀有“新学改造旧学”的“革命情怀”的，其研究红学的真正抱负，多半还在《红楼梦》之外。时至今日，反观红学兴起的历史条件，却已然迥异当时。

　 随着被称作“20世纪四大历史发现”之一的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等前清官方史料的整理和发现，早已使得清史研究有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不必依赖《红楼梦》的暗示。加上文、史由曾经的“不分家”演变为当代的学科分野，《红楼梦》中的清代政治暗示已然至少失去大半意义。而当代学术之中，西学的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革命”占据主流几十年前已是定局。红学创立之初的典范意义早已不复存在，而对同一主题的反复考证，早已造成意义泛滥的过度诠释。

因此，当书斋之内泛滥的意义冲破学术的樊篱奔涌进大众话题之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学术的繁荣，而是“草根”和“主流”的台上对战以及观者如堵的文化狂欢。不可否认，《红楼梦》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是文化象征之一，而其当前的处境是被作为狂欢的美酒而滥饮，作为娱乐的偶像被包装、过度诠释并消解。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应得的对待吗？

在我看来，要想继承良好传统的精神财富，需要一种现实而冷静的心态。把《红楼梦》神圣化，说成“一个字都不能动”，只能去考据、去抠字眼，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同时，把经典著作过度商业化的倾向，也是需要警惕的。所以，与其大家把眼睛全都盯在已经红透的少数焦点上，不如把用于考据红学的功夫用在对更多精神遗产的研究上，毕竟，绝大部分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