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补充，而非替代

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22日，署名彦升

贾晋京

“国学热”正在神州大地升温。

种种打着“国学”旗号的活动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兴办到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的开讲，从苏州以四书五经为童蒙课本的私塾创办到民间“复兴汉服”活动展开……而百万网友参与的网上投票评选“国学大师”活动，则把“国学”从“精英话题”变成了“大众话题”。

然而，当“国学”成为一个大众话题之后，其表现形式也变得不那么“学术化”而是凸显出“娱乐化”色彩。在网上“国学大师”投票评选活动中，主办方所列出50位候选人，“准入门槛”就模糊不清，杂文家鲁迅、逻辑学家金岳霖赫然在列，而最终按得票数高低排出的十大“国学大师”座次，更是变成了一场“名人秀”：入选者纯粹因为公众知名度高，与学术贡献无关。

对此种种，我们不能不问：“国学”是什么？国学对今天的意义何在？

在我看来，“国学”无论如何不应该失去其“学术”本意，不是所有的传统都能称为“国学”的，否则何以相声大师侯宝林不能称为“国学大师”？而学术的核心在于学术方法，因此，判别“国学”的核心应该是国学的学术方法，而清代学术大师戴震所区分的“义理”、“考据”、“词章”历来被认为是国学的基本方法。根据这个标准来看，其实只有运用义理、考据、词章来进行的学术研究，才能被称为“国学”。并非所有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都应该列入“国学”范畴，否则以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可以厕身“国学大师”之列了。

在晚清“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中西学术之辨的，“国学”之所以被提出，正是西学兴起之后，为了使中国传统学术能与外来的西方学术相区别。而百多年后的今天兴起的“国学热”，却混淆了“国学”与西学的区别，把很多致力于西学方法在中国学术运用的学者误封为“国学大师”，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在今天中国公众中的流失和淡化。而这种流失和淡化，反倒彰显出传统在当下的意义。

相信“国学大师”票选活动的发起者，初衷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问题在于，必须清楚地辨识，“传统文化”的哪些部分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而另外一些部分，则是应该干脆让它成为记忆的。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地君亲师”的礼仪等级体系和“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体系，这样一套礼制规则体系，把统治秩序和文化学术纳入了同一个系统里，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来维持统治。汗牛充栋的国学经典，其内容的主要指向也就是论证这一系统的合理性或讨论其执行方法。1911年，随着两千年的皇权专制被辛亥革命推翻，礼制体系失去了所附丽的皇权，无需去推翻，自己便轰然解体了。“国学”的内容早在那时便已失去社会意义，所剩下的，惟有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方法。

面对“国学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开放和发展，才是当今时代的主要趋势。固然我们不能丢弃传统，但是传统也不应该成为进步的桎梏。像汉服之类打着“国学”旗号进行的复古运动，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汉服”的核心要义在于服装的式样、颜色、装饰的鲜明等级区分，这是与古代中国的等级秩序相匹配的，倘若剔除“汉服”的等级含义，其意义则只剩下为服装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款式了。其实对于作为学术的“国学”，其意义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其对现代学术能提供补益的部分才是值得发扬的，而其与现代社会和学术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则应该让它成为记忆。

国学，对今天应该是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