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淡出  问题凸显

2006年学术思想回顾

贾晋京  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
 

如果说前几年的中国思想状况是“主义”标签满天飞，“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先后粉墨登场，各立旗号，瓜分话语空间，那么2006年的思想状况则呈现出一片不同景象：“主义”旗帜潜入水下，各种问题的争论则浮出水面。许多论争中双方也不再依“主义”山头区分阵营，而是以对问题的分析立场画线，纷纷以“不够专业”作为攻讦对方的武器。而网络则使重大问题争论不再只是专家的专利，许多普通网民以“草根”身份挑战“精英”，成为一道新的思想景观。

在这种状况下，2006年的中国思想界表面上看起来显得五色斑斓，喧嚣凌乱，难以概括出一条主线。不过如果稍事分析当前中国思想状况的背景环境，却也不难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得出看似混沌的众多问题背后的逻辑脉络。

应该看到，随着“WTO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转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结构在转型中发生巨大变化，而思想景观的转变，则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反映。

前几年，当改革还处在自上而下的“破冰”阶段之时，社会转型的焦点在于经济体制转轨、所有权格局调整这样的“上”－“下”关系方面，因而思想讨论主要围绕“上层建筑”该如何“改建”进行，于是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态度冲突就导致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而今，破冰之旅已然告一段落，社会结构基本从剧烈的变动中凝固下来，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断裂》系列文章中所总结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利益分配已经完结，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固定下来，“上”－“下”之间的博弈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不同阶层和利益团体之间的消长了。在这种情境下，“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共识，因而，反映“上”－“下”改革路径认同分歧的“主义”理念之争被反映社会新格局的新农村、医改等现实问题讨论取代，也是势在必然。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日益加重，几代人关于“贫穷落后”的国情认知似乎终于有机会弃之脑后，如何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找到新的民族心理定位，也成了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于是，“天下主义”、“大国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新话题。而年终岁末一位原本不甚知名的教授的一句“龙不是中国的象征”竟成为举国争辩的焦点，这一事件折射出新的历史时空中文化价值认同的体认危机。

网络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为思想提供了新的展示与参与平台，相应的，一些原本只能在象牙塔内精细鉴赏的学术产品被推向了普罗大众的视线之中，进行了祛魅与解构，参与成本的降低又使“草根”获得了挑战“精英”的快感，于是一些学术又进一步地被异化为狂欢。《百家讲坛》现象可以看作是这种现状的一则注脚，而“红学热”的兴起则诠释了话语权力结构的变迁。

2006年的思想言说，就是在上述语境下展开的。

学术的喧嚣与冷寂

2006年的中国思想，不可谓不喧嚣，又不可谓不冷寂。

年初，作家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解密《红楼梦》，引起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红学热潮。有意思的是，按学术界的传统“家法”来看，刘心武在红学方面纯属“门外汉”，原本是没有发言权的。但就是这个“门外汉”，却不但让几乎走入冷宫的红学死火重燃，还让红学的正牌大腕周汝昌跟着火了一把。而此后一个民间文学青年则宣布他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雪芹，并以此宣称“学院派已经死了，草根红学胜利了”，把红学热推向狂欢的高潮。其实红学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页成为显学，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即其清代政治暗示意味与当时学术环境的需要，而如今红学的二次走火，则只能以抽去了学术底蕴的喧嚣视之了。

与红学热相比，“史学热”有过之而无不及。易中天有别演义的三国历史品读，竟创造了55万册的首印纪录。除此之外，关于历代历史故事的图书也占据了畅销书市场的半壁江山，大有不读历史就跟不上时代潮流进步之势。以往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史学如今炙手可热，一方面要拜谢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史学“发烫”实在不是学术界之荣幸，毕竟，大众关注史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面对新问题时“以史为鉴”寻找答案的传统，而以史做答却彰显出学界对社会新结构的言说无力。并且，史学热产生的实际效果也颇为可疑，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个证据。9月，上海中小学启用新版历史教材，课程体系对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斗争史观”做了重大调整，增加了人类文明史的内容。这原本只是把史学界早已在20年前形成共识的东西搬到教材里，却激起舆论哗然，争议一片。史学热的普及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史学热“火”的只是故事，有味道却没有营养的话，那么“国学热”则有既误导视听又混淆国学本意之嫌。11月，于丹《论语心得》首发签售会场面火爆直逼流行歌星，风头甚至盖过了易中天。但其中有失学术严谨之处却俯拾皆是，比如，“仁者爱人”被说成“关爱他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被说成“追求内心的快乐”。于丹对此的解释是：“我要扩大《论语》的外延，而不是阐释其内涵”。

与大众“亲密接触”只是学术的“圈外事”，圈外热闹，圈里也不冷清。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审议批准正式产生47名学部委员、95名荣誉学部委员，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科学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举措。随即，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即在其博客上发言指责选举程序“不够透明”，并点名指称某社会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不够资格”，事件引起海内外关注。而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表示，院士在西方其实只是一种学术自治机制，是由学术共同体选出的学术评价人，是要自己交会费的，而在中国却变为一种地位象征，拥有丰富的“位置租”，无法不引发激励的谋位竞争。

在种种火热的事件之下，却是大学思想成果的贫乏，引发了诸多反思。7月，数学家丘成桐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中炮轰中国大学普遍“唯利是图”，“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引发了大学精神大讨论。无独有偶，社会学家丁学良也提出“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命题，认为通识教育与对“纯粹知识”的追求才是创建一流大学的根本。9月，李晓宁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通过溯源大学的历史发展指出参与社会、解决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使大学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是一流大学的成功途径。

公共话语空间的拓殖

技术改变生活，网络改变世界，这是麦克卢汉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者最偏爱的语句，甚至流行到了被商业广告所滥用的地步。但2006年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仅仅有技术是不够，还要有“殖民”过程！

虽然博客作为一种新技术是在2003年为中国公众所听说的，但是其真正被作为一片话语空间的“新大陆”开发出来，还是2006年的进展。殖民地开发时期的特征，繁荣，但无秩序，奉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2006年的中国博客世界正是如此。2006年初，一部低成本的“自拍”电影《小强历险记》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这是2005年的一些知名“博客”自发拍摄的短片，片中他们把2005年总结为“中国博客元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产生了第一批有影响的博客。但他们没有料到，博客真正成为话语事件的主角，并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是2006年的事情。

2006年度最有“思想含量”的博客事件，自当首推“黎鸣vs.方舟子赌命”事件。年初，以“西方哲学死了”高论为公众所知的黎鸣在自己的博客上声称，他已经发展了一套以“三”为基础的“三生万物”逻辑体系，革了“二元论逻辑”的命，从而“完成了哲学的第四次转型”，而作为如此高妙新思想的“一个副产品”，他宣布，已经确信自己证明了著名的数学难题“四色定理”。而一贯以网络学术打假为己任的方舟子立刻在自己的博客上紧抓黎鸣没有公布“四色定理”的证明过程不放，认为黎鸣疑似恶性炒作。原本是博客“私人空间”的发言，却迅即转化为双方互相攻击，并吸引了无数眼球，正式转入公共话语空间，终于发展到弄出“证明不成功就自杀，否则对方自杀”的赌命事件。有趣的是，无论黎鸣最终证明成功与否，他最初说这个话的时候却是在私人空间性质的博客的上以“捎带一笔”的方式“顺便提到”的，最终却以此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他自己想强调的“逻辑革命”却未能引起关注，也没有人去讨论他“革命”成功与否。由此可见博客作为公共空间新形式的“放大镜”效果。

而另有一群关心时事的“博客”们，在2006年想到了以网刊的形式把自己撰写的国际评论汇集起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也堪称表达方式在“技术无限可能”时代的一大创新。最终，他们的网刊《纵横》竟然引起主流传媒关注，成为一些媒体的新闻来源之一，可见网络时代公共话语空间形式发展之迅猛。

除了空间形式的创新之外，思想界的“拓殖”过程还体现在对其它领域的“入侵”。3月，在武汉举行的某小说研讨会上，一些非文学专业的学者丁东、崔卫平等人对中国文学现状展开炮轰，他们批判当下的文学作品流于轻浮，“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判定“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这些批评经媒体报道后，文学界立即展开反击，作家们声称批评者都是外行，“因为不懂，所以瞎说”，没有进行批评的专业资格。事件进一步发展为网络对战，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火爆了数月之久，然而双方的交流质量却不敢令人恭维，双方论证的焦点停留在“文学是否关怀了底层、是不是必须关怀”的老问题上，却并未将其深化。有旁观论者评价到：甲说，牛肉是很有营养的，已说，不对，西红柿也有营养；乙说，一加一等于二，甲激动地说，不对！一加二等于三！于是打了起来。

和谐社会共识的构建

春节之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立刻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响应。

新形势下的农村问题说到底是城市化问题，农业大国已经不再以农业为主导了，大部分人口却依然生活在农村，日益显著的城乡差距、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的第一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温铁军提出，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关键在于土地、资金、劳动力应该留在农村发展，宏观制度环境造成城市不断从农村抽走三大要素是农村发展的瓶颈，因此营造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环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优先手段。而姚洋则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城市化是一个大势所趋的过程，进城的农村人口不应该叫做“农民工”，而应该叫做“新移民”，他们中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因此，降低农民进城的制度壁垒，允许人们有选择城市生活的权利，才是通向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途径。

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在计划经济的全能体制转轨之后，中国出现的新现状——重新发现社会。国家职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承担一切转变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协调者，因此社会从政治建制中独立出来。因此，如何构建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成为急需探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自发组织——社团研究成为2006年学术的亮点之一。社团研究者王名、何建宇等人提出，社团具有公益服务、表达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等功能，是社会自我协调与管理的重要机制。

12月，《权衡·新青年》发表秦晖关于“对话社会”的文章，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对话机制问题。秦晖认为，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是当前社会的现实，和谐首先就是要承认多元化，不能动辄就是“谁战胜谁”。因此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对话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利益多元化是不能用谁怕谁、谁压倒谁来解决的。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它的利益诉求，如果利益诉求不允许表达，那么就不是“和谐”了。所以从和谐社会本身的概念来说，就是要求对话的。

秦晖指出，当前我国社会还没有建立十分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时中央政府的举措的确是善意的，但由于表达机制不畅，变成地方权力执行部门的分肥盛宴；也有时是不知道社会的具体需要变化，按照以往的实践办事，结果好心办坏事，很多所谓的扶贫成了“政绩工程”。因此，发展社团、媒体等社会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制度化的社会对话机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经济开放了，精神开放了吗？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占有的位置也日益稳固。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成果。问题是，在新的开放环境中，中国人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年末的两个思想事件也许是这种自我认同焦虑的反映。

其一是央视开播大型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引起的轰动。该片拍摄时牵动的学界人数之众，播出后引起的讨论之热烈，可以说都是电视史上罕见的，假以时日，回首看时，说不定也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文化现象标记。这部电视片讲述的是世界12个大国崛起的历史，反映的却是当下中国的心态：我们如何才能崛起？崛起的标准是什么？该片对史实把握可称准确，但在总结大国崛起的原因时，却基本停留在重商、发展科技、开明统治这样“前亚当·斯密时代”。

其二是关于龙是否中国象征的网络大辩论。上海一位学者在学术会议客观地说了“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不料竟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以攻击居多，赞同者甚少，但交锋激烈。这样折射出中国人在新的环境下并未找到共同的心理认同。

学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评判也不一致。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开始崛起，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盛洪、何怀宏、干春松等人发起了“天下主义”讨论，这实际上一种把儒家思路应用到国际关系语境的嫁接。盛洪的理论是：儒家式道德说教可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法，不以德服人，统治成本会非常高。盛洪认为，“假如你有道德，假如你是与人为善的，假如你是以仁慈之心对待其他民族的，你会征服人心，你会以德服人。假如你再有点统治野心的话，你的统治成本会更低。”由此，盛洪认为，“天下主义”可以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替代。

与盛洪的意见相反，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来自于初级产品加工，只是西方的资金、技术在利用中国的低价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只不过产品一过海关，统计上就算出口，但实际上中国挣的只是“力气钱”，这种情况下谈“天下主义”未免有托大之嫌。

归结起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如何看待“文化大国心态”的问题。其实我们谈“崛起”的底气无非来自经济成绩，而经济成绩是与开放政策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开放了，精神开放了吗？如今中国与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2000亿美元，但我们对欧洲了解多少？在古代，丝绸之路紧靠骆驼运输，比这小得多的贸易额就传播了很多中西文化价值。现在这2000亿美元的贸易给中国和欧洲带来多少文化价值上的改变呢？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对外开放，能对我们的发展起到多大作用呢？也许，这些会是2007年思想界开始讨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