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ght Brain vs Left Brain test ... do you see the dancer turning clockwise or anti-clockwise?

背影海德堡

周鸣之

山里空气清冽凉爽，最是消夏去处。每日但见天色如洗，山抹微云，窗外绿草映目，一手一足之间都充溢着宁静的幸福。偏是这般闲适的光景需得有一样的好书来配，荡荡悠悠中，这本《海德堡岁月》竟昏头闯进了我的生活，一如作者桑巴特，在同样的明媚好日，莽然闯进了一座完好无损的世外桃源，从此流连不返，醉心其间。

海德堡，用世外桃源来形容它，真是贴切。海德堡是南德的一个小型大学城，数百年的人文传统积淀于此，甚至可以说是在这里奠定了德国的精神。战争硝烟四起，海德堡却颇受眷顾，成为唯一的幸存之地。长久以来，海德堡仍然是科学与文化的中心，炙烧着战后的人们空茫的心灵。此时，这个杂糅了记忆与骄傲的城池，在方才侥幸脱身于二战的桑巴特看来，是如此的神采奕奕。他热情地歌颂着这里没有半点损毁、无拘无束的美丽，就连山坡上的野草花随着阳光嬉戏，摇曳中也会让人心动。在这里受尽眷顾的人们，又有谁会想到，他的四周尽是二战后满目的疮痍。海德堡，终究是废墟中的孤城。

合上书卷，海德堡若隐若现。究竟什么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气质？是什么让海德堡在战后德国沧桑与绝望的氛围中，还能充溢着祥和之气？“富有智慧，令人振奋，彻底开放”，阿尔弗雷德·韦伯不惜用最棒的词汇来捕捉这座城市的精神实质。那些具有同样特质，并在精神上归属于这做城市的人们，朝圣般云集于此，守望着“漂浮于地面五步之上”被称为“海德堡精神”的神话。桑巴特用不无骄傲的语气例数着这个城市的点滴，叙述着这个城市的精神如何在这个举世动荡、濒临崩溃的世界中不为所动，只是这种固执多少显得有些悲壮而孤独。但可以想见，这种独立与开放的海德堡精神正是德国人在废墟中尤存的骄傲，是德国赖以复苏的精神源泉。

回过头来，我们一开始所见的海德堡，闲逸中略带着骄傲，偶尔又流于轻狂，或许只是一种失真状态。在桑巴特的称述中不难想象，海德堡是用尽了力量才从这个失序的世界中得以残存，只是他不能放弃自己的骄傲与希望。一面是无从躲避的惶恐，一面是几乎要丧失掉真实感的幸福，这座美丽城池的隐秘心灵注定要为此忍受煎熬。不知是废墟中的花朵终有一败，抑或这种精神寄托终究只能是洋洋浮云，奄忽而散，无论如何尼古劳斯·桑巴特带我们领略到的是二十世纪中最华美的一道背影。

《海德堡岁月》，[德]尼古劳斯·桑巴特著，刘兴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18.00元

近来事多芜杂，但还看到两本有趣的书，一本是早几个星期开始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另一本是昨天看的《另一种讲述的方式》，两本读来都且新且奇，前一本稳健，后一本灵动。《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的文本组织总让我想起语言教学尊崇的交际原则。此外，约翰·伯格的《毕加索的成败》也很好，但还不及细看，美中不足是所有的画作都变成了黑白的。

没时间细说，且贴成文的两篇书评。书评一成文总觉得跟自己都有隔，这点很烦人。
9月读品轮值，很希望有人可以写一些以“视觉与文本”为专题的书评。

世纪末的狂欢

周鸣之 

对于十九世纪末维也纳意象的描摹总是矛盾而无力，它总是游离于浮华与绝望的两极，时而局促，时而放纵。拉威尔的《圆舞曲》，或许可以做个恰切的范本，圆舞曲从舒缓的冥想而起，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在吸纳力量，寻求力量的饱满；随即腾空而起，节奏反复翻腾将人带向失控的边缘，仿佛平地中惊起的波澜。于是，从舒缓到跳跃，从嘎然而止的虚空到义无反顾的狂响，圆舞曲似乎在一派自得中热烈而欣然地响应着死亡之舞的来临。《圆舞曲》是作曲家的音乐“寓言”，拉威尔试图勾勒出一个世纪从激昂到幻灭的光景，那是它狂喜着晕眩着，迫不及待地拥抱暴死的最后时光。

 这正是世纪末维也纳的氛围。一方面在政治社会领域，哈布士堡王朝从鼎盛到衰亡过程中的骚动与不安，焦灼着维也纳世纪末的稀薄空气；而层现错出的新旧势力的角逐同样让敏感的人们惴惴不安。但是另一方面，在艺术领域，整个维也纳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华美流畅的线条，富有表现力的艺术风格，将维也纳领向了欧洲艺术的巅峰。政治与艺术之间的不协调延及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便促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一种在焦躁与惶恐中呈现出来的狂放之美。这种错位便构成了《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的基调。

 十九世纪末，动荡失衡的维也纳似乎可以聚拢一切瑰丽的想象。1897年克利姆特成立“分离派”，作别传统主义，令维也纳成为欧洲美术的中心；现代建筑的先驱奥托·瓦格纳和卡米洛·西特已然声名远播；霍夫曼斯塔尔和施尼茨勒在面对政治与时代的考验之时，试图从旧文化的残骸中脱颖而出，却始终没有摆脱悲凉的调子；源于十九世纪的困顿，弗洛伊德终于在下一个世纪做起了通向本能王国的梦，这条阿里阿德涅之绳将人类引向一个存于自身却从未知觉的地方。世纪末的维也纳在历史的夹缝中挣脱了束缚，当它正在为获得短暂的喘息而恣意狂欢之时，却无法摆脱一种无所适从的惶惑；然而当知识分子们从短暂的失神中惊醒，时代却已然隔世，世界倏然从十九世纪的喧嚣归复到了二十世纪的平静。

 休斯克在这本文化巨著中将文化与政治串接起来，以一种优美的笔墨全方面地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画卷。在书中，历史人物常常焦躁而愤怒，俨然是社会心理的折射；

而作者也曾经指出他在整个文化探索中的衡量尺度，即他所关心的“心理之人”，那“不只是理性的动物，更是具有情感与本能的生命”。

  《世纪末的维也纳——政治与文化》，（美）卡尔·休斯克著，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28.00元。

奇异之书

周鸣之

 评论家与摄影师的组合大抵就是美文配佳作，最好不过是相得益彰。但《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显然不是这种寻常意义上的合作，它首先碰撞出了一本好看且好玩的书，细看之下，还颇有一种奇异感受。

 近年来在国内声望日隆的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这次与瑞士著名摄影家让·摩尔合作，对视觉影像展开独特的思考。书分成五个部分，虽然每一部分分开看都显得别致巧妙，然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这些部分续接之后背后所蕴藏的逻辑递进，或者说是所显示出来的价值企图。

 第一部分将让·摩尔的摄影经历以文字的形式与他摄影作品交汇出现。那些意义含混的图片，经由摄影家的讲述而显得异彩纷呈，而影像本身所具有的歧义经由不同的眼睛与不同的讲述呈现出一种层叠式的美感；第二部分的技术味则要浓厚些，充满了思辨色彩，约翰·伯格探讨了摄影中无可避免会面临的“现象与摄影”的问题；第三部分光看名字就很有趣“如果每一次”，在这样的假设句式中，不配文字的图片单纯地用光影与想象展示着一个农妇的生活；第四部分又转而到叙事的层面，来表述这种故事探索的理论意义；最后一部分则以《开始》的小诗作结，与最后那张沟壑密布的农民的脸勾连起了开篇所提及的本书的意义：现实生活着的农人。

约翰·伯格的立足点是交流，而交流始终是摄影的困境。摄影的过程与写作一样始终是作者封闭的行为。摄影家如何才能成功地突破交流的雾障，一面归避灌输意图对作品的损害，一面又让观众的意识自然而然地渗透其间？摄影记录下的总是某一瞬间，如何看待这种记忆与瞬间之间的张力？

 约翰·伯格极其聪慧而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困惑中变化的可能，他请来观众置身其间。这样，摄影便不再是凝固的历史，它开始变得柔软而富有变化。每一个观众的加入都从原本静止的影像中抽出了一条思绪，而影像的触角也得以向人心蔓延。渐渐的，摄影成为了一张网，它连向不同的人，不同时空，以及不同价值，而这头牵着那头。不断互动总是产生新的可能性，摄影与文本、作者与观众，瞬间与记忆的张力在这种奇异的可能性中纤毫必现。约翰·伯格和让·摩尔可谓深谙此道，他们最终仍不忘自己的初衷，并以这种奇妙的尝试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对土地与现实的敬意。

 《另一种讲述的方式》，[英]约翰·伯格，[瑞士]让·摩尔著，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39.00元。

萨拉·凯恩对戏剧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称她为西方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戏剧家之一，而对于这位生年短暂，仅有5部剧作问世的戏剧家，这种影响力从何而来？虽然有评论家直言其为英国吸毒与同性恋等亚文化的代表者，而厉声指责她的作品过于残酷暴力的亦不乏其人。诚然，这些皆可视作凯恩戏剧的某种特质。然而，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影像的泛滥已经提供给我们太多的经验来对应对暴力，而后现代浪潮所催生的种种极端与另类也早已让我们的知觉趋向麻木。正如桑塔格所言，视觉的冲击与泛滥仅一步之遥。若是如此，萨拉凯恩的极端或强悍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萨拉·凯恩的五部风格迥异的作品用明澈的洞悉力勾勒出一道清晰的思维弧线。她从《摧毁》深沉且强硬地切入人类生存的症结，而在随后的《菲德拉的爱》、《清洗》中进行着尖锐的反思与拷问，极尽张扬地扣问着人性的亲近与疏离、爱的困惑与阻力。却在随后的《渴求》与《精神崩溃》中风格陡转，从对整体人类的关注和救赎转向了个人体验的倾泻。倘若结合萨拉凯恩因抑郁症恶化，在写下《精神崩溃》后自杀的作者经历，我们甚至可以用一种略带粗糙的揣测来描绘萨拉凯恩的戏剧路线。与其他作家层层深入进阶反思不同，萨拉凯恩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在一开始她便盘踞了反思者的立场，却在辗转中陷落于困顿与迷茫，辗转不得，最终在极端个人化中走向了全面的崩亡。

在处女作《摧毁》中，年轻的凯恩怀揣着激情和勇气，试图捕捉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如此荒芜。她写实地描绘着暴力，以及被暴力撕碎的人生境遇，甚至要断绝暴力之下相爱的可能性。剧中人物的对话永远是强势一方的喋喋不休，话不投机成为两个人和谐的相处方式。人们日渐习惯于用暴力去对抗暴力，用冷漠来拒绝冷漠。孤独早已成为注定的未来在时间的不远处等待，尽管人们可能还需要互相依赖。她又充满象征地隐喻着人类的前景，暴力将世界撕毁，每一次毫无预警的冲击，每一幕的结尾，迎来的都是一场令人心意烦乱却又不出意料的雨。希望从被雨水打湿，一直到被瓢泼大雨浸没，人类毫无希望地渡过没有转机的秋天和荒冷的冬季，一切尽皆虚幻，真实的唯有孤独。然而，即便是这样背负着人性沉重枷锁的作品，我们却惊喜地在结尾处发现某种模棱两可的曙光：在布满硝烟、埋葬残躯的土地上，仍然有着什么东西在隐隐萌动。凯恩以一场超脱了时间的雨声做为全剧的终结，这究竟是一场昭昭无期的等待抑或是另一种不可名状的开始？雨点究竟是曾经一无所知的凯特的世俗的血，还是那个狂暴无能的伊安的泪？这又似乎无关乎慈悲或希望或任何美好的字眼，而像是在告诉我们，在被力量肢解的世界里，纵然不能得到爱的抚慰，却仍然有着救赎的可能。

如果说，《摧毁》只是初露锋芒的凯恩在努力描绘人类孤苦无依的悲苦处境，对这位敏感尖锐，同时具备出众能力与野心的剧作家而言，下一步无疑便是进行更为深沉的清算与反思。随后应诺丁山区的门剧场所作的《菲德拉的爱》，以及《清洗》便将凯恩的坚定与无畏盘脱而出。凯恩遥远地呼应着莎士比亚，扣住人性中最为虚弱而柔软的神经，试图收拾起在这个世界已然显得扑朔迷离的爱的理想的残片。

因此，即便是《菲德拉的爱》这样的应制之作，即便菲德拉的爱略显苍白粗糙，希波利特斯悲凉的宣言透着反讽，却仍然有某种纯粹的力量让人悚然动容。希波利特斯的身上杂揉着放纵与坚贞的双重特质，而其中近于顽固的情感自持几乎成为凯恩的立场表白，并在随后的《清洗》中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发挥。在《菲》剧中这种近乎不谙世事，不为世俗常理所动的纯真似乎支撑起人性的高贵旗帜，同时也成为爱的信仰的基座，尽管它时刻要面临某些灭顶之灾。然而在《清洗》中，这种超脱的态度被另一种狂暴所代替。同样是对情感的坚守，却要一再受到强大肆虐且无处不在的势力的侵袭。

爱与拷问是《清洗》的主题。《清洗》发生在一个校园背景下的畸恋集中营，恋人们的一切行为、爱语、信念和誓言都为一个充满魔鬼气质的精神病医生廷克所掌握。比之《摧毁》，整部剧布满了更为尖锐的暴力和血腥。廷克这个无孔不入的医生，将极致的痛苦加诸于每一对恋人。肢体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爱情被迫到荒芜的尽头，若是恋人们至死不渝，那一切的刑罚便是他们该领受的。这是舞台的好处，残虐在轻而易举中完成，而身为人的痛苦，且身为有爱的人的痛苦则能绵延迭远，穿透时空。

在文章伊始，我们即追问，凯恩戏剧的暴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摧毁》中，暴力还是用来报复世界的方式，暴力毁灭世界，凯恩就用暴力来毁灭人。而在《清洗》中，极端的暴力似乎并不足以展示冷漠，也并不是用来为绝望做注，暴力更像是在人性中衍生出的惨白的小花，凯恩似乎在告诉我们暴力与温情是人性的两面，它们与我们共生共存。爱的体验同时也是最为惨痛的灾难，反之，仍然可以成立。

将阴暗面纳入到人性的系统内予以考量，这种努力固然赋予凯恩更为宽广的视角，却也同时将她推向了某种无法返还的境地。她只能一往无前地徘徊在阴冷陌生的人性深处，带着坚守带着忍耐甚至带着毁灭孤军奋战。这一点，或许是正陷于创作盛期的凯恩所始料未及的，狂暴与放纵掩盖了问题的端倪，只是在不可扭转的境地才凸现出来。而凯恩，正如《清洗》中那些残存的爱的留守者们一样，就在无知与无畏中被轰然扔到了一个的茫然未知境地。

持续的反思毕竟需要强大的心理和坚韧的神经，每一次的深入挖掘，似乎让凯恩越发意识到反思的不可企及。反思并不如一开始那样简单，世界的病灶可能不是暴力也不是邪恶，甚至可能不是一切外在的因素。凯恩似乎陷入了一场战斗的迷惘。因此，她开始着手将这一切认知转化成了实践，在不断的个体描绘中体验、承受。《渴求》便是这样一部体验式的作品，没有背景，杂乱无绪，但所有的线索都明确地指向人的内心。凯恩好似用一种连绵的句式，在奏响荒原中的乐章。整部剧由四个没有身份没有来历记忆支离破碎的人的只言片语拼接而成，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被无形放大了，而他们的内心情感体验却如出一辙。四个不同的个体从喃喃自语到互相应和最终融为一体，演奏出一曲人们对于爱的共同体验。

这种毫无芥蒂的情感分享立刻为《渴求》赢得了广泛的关注，《渴求》也因此成为凯恩最为主流的作品。这种普遍认同的亲切感很容易得到某种解释，凯恩不再采取强硬的姿态进行令人窒息的拷问和反思，但她对个人体验和欲望的真诚剖白却更接近于现实，或者说更接近于现实中可随手触及的一部分。

然而萨拉·凯恩的命运似乎永远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某种预示的痕迹。如果说《摧毁》与《清洗》的结局倾向于一种隐而不显的救赎，而《渴求》的结尾却更像是一场尚未演绎开的阴谋的序幕。随着幸福或快乐的语辞流溢而出的通常是痛苦不安的苦汁，自我剖析的终点却极可能是自我毁灭。果然在《渴求》眩目的终结之后，是另一种冷冽的思绪，微薄如丝。

《4.48 精神崩溃》是更深一层的个人体验，但它更为极端更为私人。这是萨拉凯恩在生前所捕捉到的最后的话语。卡夫卡说：“人不可能没有对自己内心中不可摧毁之物的持久的信赖而活着，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也许都长时间地潜藏在他身上。这种潜藏的表达可能性之一是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回首凯恩的剧作，我们不难发现，她一直在追求一种自身的信仰，一种不可企及，不可摧毁的状态。为了这种信仰，她忍耐过坚守过，甚至用意识的强势去规划信仰的路线，却在最后转向了毫无希望的过渡与逃亡。她不断地挖掘自身，想看清楚心里的隐疾与呼号，然而她的信仰已经失踪，爱已经显得空洞而奢侈，在黑暗中凭空摸索的人们，双手抓住的不过只是些凛冽的空气。她将她所能走的路都走完了，或许萨拉·凯恩所能做的只有怀揣着最大的勇气和情怀来描述出最难以言说的秘密。

《萨拉·凯恩戏剧集》，[英]萨拉·凯恩著，胡开奇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32.8元

2007-5-24  22:26:02  克劳奇  gin  今天我们上课老师讲竹内好
2007-5-24  22:26:19  克劳奇  gin  后来他说
2007-5-24  22:26:52  gin  克劳奇  哦
2007-5-24  22:26:55  gin  克劳奇  怎么了〉？
2007-5-24  22:26:56  克劳奇  gin  我关心了一下，国内研究竹内好的有这样几个人，大家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见解
2007-5-24  22:27:04  克劳奇  gin  一个是孙歌
2007-5-24  22:27:09  gin  克劳奇  哦
2007-5-24  22:27:17  克劳奇  gin  一个是北大的韩毓海
2007-5-24  22:27:31  克劳奇  gin  还有一个叫梁捷，我也不知道是谁。。。
2007-5-24  22:28:09  克劳奇  gin  然后开始逐个谈论……
2007-5-24  22:29:22  gin  克劳奇  你们老朱满有意思的
2007-5-24  22:29:26  gin  克劳奇  是老朱吗？
2007-5-24  22:29:26  克劳奇  gin  不是老朱
2007-5-24  22:29:34  克劳奇  gin  是日本文学的课
2007-5-24  22:29:41  gin  克劳奇  噢噢
2007-5-24  22:30:23  克劳奇  gin  还把梁捷两个字写很大写在黑板上

约翰·库切受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1997-98年度的特纳系列讲座（Tanner Lectures），特纳讲座向来旨在探讨与人类价值相关的学术与科学问题。而库切还是操起他的本行和一向令人捉摸不定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演讲转变为一篇极具张力和戏剧性的小说《动物的生命》：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位广有盛名的小说家应邀到阿波尔顿学院进行演讲，她选择了她所喜欢谈论的，同时也是危险的话题——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小说嵌套了库切的两次讲座，“哲学家与动物”以及“诗人与动物”。而《动物的生命》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之一，另外收录了加伯、辛格、唐尼格尔和斯马兹四位学科背景极为不同的学者从文学、伦理学、宗教学以及生物学等方面对库切的演讲做出的回应。

就演讲者的身分而言，科斯特洛面临的情境与库切极其相似，一样是小说家的身份，一样受邀去一个严肃的学术场合进行与自身专业并不相关的主题的演讲。显然，库切并不能等同于科斯特洛，科斯特洛对动物的激进立场或许能够代表库切，或许不能。科斯特洛始终与她的反对者们激烈对峙，她坚持指控人类对动物所犯下的罪行，而其他人则拒绝承认，也不愿理会。反对者的行伍中既有同行，也有亲人。小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气氛，而库切的狡黠也由此生出。

虽然库切的立场让人难以捉摸，但我们可以试图对科斯特洛的立场加以区分。科斯特洛对于人类同胞最直接的指控在于，他们拒绝与动物进行心灵、情感、或仅仅是知觉上的沟通，也拒不承认人类与动物有何共同之处，他们把动物划分作完全外在于自我，并低于自己的等级，借此以行使一种正当的权力（且并无负罪感和同情心地）——对动物豪取强夺，就好像纳粹对待其集中营中的犹太人那样。这种心灵的隔绝和同情心的丧失，在科斯特洛看来是毫无借口可寻的——人们自行切断了这种与其他物种内心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极为严苛的——同情与沟通不仅是道德伦理上要求的如此简单，且不是宗教性的。

科斯特洛一直纠缠于理性的问题上，理性一直被看作是造成同情心与认同感丧失的最主要的元凶。当我们再一次认真的对待科斯特洛所提出的“大屠杀”的类比：她将人类对待动物的圈养以及虐杀与第三帝国与犹太人的方式合作一处。这似乎并不能被单纯地视作为一种过程、手段及其后果的类比，如彼得·辛格以及其他一些动物伦理学家，素食主义者，动物实验反对者所反复提及的：动物恶劣的生存环境，生来便要被掠夺生命的下场，在死前受尽折磨被肆意蹂躏的命运等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人类对待动物的行为上更有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相似之处——理性的滥用及其后果。

理性始终是我们赖以确定世界中心的方式，只要上帝还是理性之神，我们便要为这种精神疲于奔命。然而理性支配下的合理制度的信念在20世纪已经遭到了可悲的驳斥：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犹太人被大规模残杀，极权政治，每一场噩梦都带着现代性所标榜的理性气质。“大屠杀”可悲之处正在与它不是一群无组织无预谋无理性的狂徒的偶然性所为，相反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必然推动。然而，却是同样的理性（而我们却无从察觉）让我们相信，通过理性我们可以认识（或构建）世界的法则，而缺乏理性或动物，不能够理解或者认识宇宙，它们只是参与了宇宙的过程，却始终不能是存在的一部分，它们注定“低人一等”。

然而，谁就能肯定在这场理性大战中的输家一定仅限于动物呢？女性、犹太人、黑人、奴隶、弱势群体在各自的历史阶段经历着各自的物化历史，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如今看来似乎已是过时的陈词滥调，却也同样与物种主义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条予以信奉，不容置疑。人类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性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女性在没有拿起理论武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她们的声音无法被传达，科斯特洛在拒绝用理性的哲学的方式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上找到合适的出路的时候，她是无法被倾听的。

科斯特洛早在第一场演讲的开场部分便已经表明她拒绝使用理性的哲学家们的语言，哲学家用理性来剥夺或赋予动物权力。正是笛卡尔把“思维”提到无可替代的高度，而“无思”的动物只是机械的系统，虽然这种观点在现代科学面前已经得到了反驳，然而事实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确实，如果有谁说因为离开母牛的小牛无法理解“存在”与“失去”，“自我”与“他者”，因此，严格来说，它并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失去”，我想并不仅是科斯特洛，许多仍然认同情感（哪怕是部分认同）的人都会感到荒唐和心酸。然而，至今仍有大部分人从理性与思维的角度，认为动物的生与死只是自然链条中的程序性的一环，死亡之于动物终究只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一如文中哲学教授托马斯·奥赫恩，“对于动物来说，……死亡只是保持身体机能运行的系统瘫痪，没有更多的意义。”书中所收录的辛格的回应在此显得相当有趣，他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演讲贯穿着有关人类与动物的一种更加激进的平等主义学说，我都觉得有些过份了”，作为哲学家的辛格不能够取消理性的地位，他也不能够赞同以一种将整个生态圈格局重新划分的角度来为动物作辩护。他相信是人的理性与思考增加了他们生命的重量，因此人的生命要比动物更有价值，虽然剥夺有价值的东西是一种罪过，但是罪本身确实可以被分程度衡量的。从这一点而言，辛格正是站到了与科斯特洛所对峙的阵营中去了。

而理性主义的另一后果——理性至上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是让科斯特洛尤为头痛的事情，她自己无法放弃也无法劝别人放弃自身所处的世界中心的位置，却又要留给动物相应的平台——这缺乏实践的土壤。她并不知道如何抗拒这个已经模式化了的世界，大规模肉食加工业，约定俗成的动物实验，现代人已经完全习惯仰赖动物的生命而生，连科斯特洛自己也不得不背着皮包或穿着皮鞋。她对于如何取消自身的立场，对于如何让“生灵之主”的安逸与自得中悄然退场，毫无办法。她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质疑者们“倾听你心灵的声音”。科斯特洛的恼怒与失望并不完全出自她的人类伙伴的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很大程度上她也在恼怒自己对所需要做或所能做的事情避而不谈。

于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理解科斯特洛为什么会成为演讲会上的孤家寡人，事实上她不仅要求人类同伴善意的对待动物，且要平等的对待动物。她深层生态主义的态度是把动物当成与人一样的主体予以尊重。她替她的人类同胞们重新选择了生物序列，人和动物在大的生态观上是平等的。对于动物的善意并非出自于对人类自身伦理的完善的可能，而是出于情感互通的需要。阿奎那所认定的只有虐待动物的人开始虐待人类，否则无关紧要；或如康德认为的那样之所以对动物善，是因为对动物善的人也会对人善，而这对于科斯特洛而言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所偏差，相去甚远。因此，人类在动物问题上为什么会“无所用心”？他们为什么拒绝真切的体会动物的生存、情感和死亡？只要人类还以高于动物的姿态进行“善意的施舍”，仰仗于道德的丰满与自觉，我们便不能防止与动物的沟通的断裂的危险。科斯特洛拒绝在单纯的道德选择上对动物在限定的适当的范围内予以的尊重，正如她的素食主义观点并不能等同于宗教意义上的清规戒律——一旦超越了理性、道德或宗教所承认的范围，对动物生命的关注又将变成一纸空谈。无关乎科斯特洛有这一层隐忧，这并不缺乏现实的证据，动物保护者们总是在倡导大家关注那些具有神性的、优美的、濒危灭绝的珍贵物种，或是博人同情和爱恋的的家养宠物，却拒绝给其他更广大渺小毫无特色甚至丑陋的动物以些许关注。于是，科斯特洛宁可求诸于原始的神秘的生命体验，寄希望于共同的情感穿透理性的雾障。

然而科斯特洛的失望几乎是注定的，且不说对理性自我中心的反思，即便只是道德感上的对动物的尊重也难以做到。道德感在现代社会中也在被逐渐的抹煞。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道：“道德和实用相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取得的最蔚为大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实用和道德已经在相当的高度上并驾齐驱，而实用迟早或早已占据了更高的阵地。对待动物方式的道德行考量，在实用主义面前听起来也已经显得荒诞而奢侈，更不要说原始而神秘的情感共通，那早就只存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里的东西。

或许至此，我们可以窥见库切苦心孤诣制造了这一场因动物而起的学术骚乱的一些端倪。动物权利的呼声似乎可以归类到一种声势更为浩大的浪潮中去，对现代性的失望和现代秩序重塑的渴求。理性在世界中心位置的霸占，已然影响到了人类进步的可能，对真实的体认在理性的清规戒律中悄然止步。正如在现代主义绘画技巧中将中心视点抹去，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人类似乎也逐渐开始抹去理性的绝对中心，种种边缘化的权利视角由此一一粉墨登场。动物权利与女性主义、种族斗争一样是一种重新建构世界布局的尝试。

如此说来，或许库切借科斯特洛之口，真正反对的是人类的傲慢和理性的不可一世，而社会价值的重塑或许可以成为这次演讲下的副产品。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艾米·古特曼，事实上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关键不是如何对待动物，而是“有助于对人类能够如何和应该如何与动物交往的问题，形成更加完整的认知”。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得到的或许会是，人类如何重新认识到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对自身形成更为完整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