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库切受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1997-98年度的特纳系列讲座（Tanner Lectures），特纳讲座向来旨在探讨与人类价值相关的学术与科学问题。而库切还是操起他的本行和一向令人捉摸不定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演讲转变为一篇极具张力和戏剧性的小说《动物的生命》：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位广有盛名的小说家应邀到阿波尔顿学院进行演讲，她选择了她所喜欢谈论的，同时也是危险的话题——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小说嵌套了库切的两次讲座，“哲学家与动物”以及“诗人与动物”。而《动物的生命》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之一，另外收录了加伯、辛格、唐尼格尔和斯马兹四位学科背景极为不同的学者从文学、伦理学、宗教学以及生物学等方面对库切的演讲做出的回应。
就演讲者的身分而言，科斯特洛面临的情境与库切极其相似，一样是小说家的身份，一样受邀去一个严肃的学术场合进行与自身专业并不相关的主题的演讲。显然，库切并不能等同于科斯特洛，科斯特洛对动物的激进立场或许能够代表库切，或许不能。科斯特洛始终与她的反对者们激烈对峙，她坚持指控人类对动物所犯下的罪行，而其他人则拒绝承认，也不愿理会。反对者的行伍中既有同行，也有亲人。小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气氛，而库切的狡黠也由此生出。
虽然库切的立场让人难以捉摸，但我们可以试图对科斯特洛的立场加以区分。科斯特洛对于人类同胞最直接的指控在于，他们拒绝与动物进行心灵、情感、或仅仅是知觉上的沟通，也拒不承认人类与动物有何共同之处，他们把动物划分作完全外在于自我，并低于自己的等级，借此以行使一种正当的权力（且并无负罪感和同情心地）——对动物豪取强夺，就好像纳粹对待其集中营中的犹太人那样。这种心灵的隔绝和同情心的丧失，在科斯特洛看来是毫无借口可寻的——人们自行切断了这种与其他物种内心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极为严苛的——同情与沟通不仅是道德伦理上要求的如此简单，且不是宗教性的。
科斯特洛一直纠缠于理性的问题上，理性一直被看作是造成同情心与认同感丧失的最主要的元凶。当我们再一次认真的对待科斯特洛所提出的“大屠杀”的类比：她将人类对待动物的圈养以及虐杀与第三帝国与犹太人的方式合作一处。这似乎并不能被单纯地视作为一种过程、手段及其后果的类比，如彼得·辛格以及其他一些动物伦理学家，素食主义者，动物实验反对者所反复提及的：动物恶劣的生存环境，生来便要被掠夺生命的下场，在死前受尽折磨被肆意蹂躏的命运等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人类对待动物的行为上更有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相似之处——理性的滥用及其后果。
理性始终是我们赖以确定世界中心的方式，只要上帝还是理性之神，我们便要为这种精神疲于奔命。然而理性支配下的合理制度的信念在20世纪已经遭到了可悲的驳斥：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犹太人被大规模残杀，极权政治，每一场噩梦都带着现代性所标榜的理性气质。“大屠杀”可悲之处正在与它不是一群无组织无预谋无理性的狂徒的偶然性所为，相反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必然推动。然而，却是同样的理性（而我们却无从察觉）让我们相信，通过理性我们可以认识（或构建）世界的法则，而缺乏理性或动物，不能够理解或者认识宇宙，它们只是参与了宇宙的过程，却始终不能是存在的一部分，它们注定“低人一等”。
然而，谁就能肯定在这场理性大战中的输家一定仅限于动物呢？女性、犹太人、黑人、奴隶、弱势群体在各自的历史阶段经历着各自的物化历史，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如今看来似乎已是过时的陈词滥调，却也同样与物种主义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条予以信奉，不容置疑。人类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性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女性在没有拿起理论武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她们的声音无法被传达，科斯特洛在拒绝用理性的哲学的方式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上找到合适的出路的时候，她是无法被倾听的。
科斯特洛早在第一场演讲的开场部分便已经表明她拒绝使用理性的哲学家们的语言，哲学家用理性来剥夺或赋予动物权力。正是笛卡尔把“思维”提到无可替代的高度，而“无思”的动物只是机械的系统，虽然这种观点在现代科学面前已经得到了反驳，然而事实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确实，如果有谁说因为离开母牛的小牛无法理解“存在”与“失去”，“自我”与“他者”，因此，严格来说，它并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失去”，我想并不仅是科斯特洛，许多仍然认同情感（哪怕是部分认同）的人都会感到荒唐和心酸。然而，至今仍有大部分人从理性与思维的角度，认为动物的生与死只是自然链条中的程序性的一环，死亡之于动物终究只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一如文中哲学教授托马斯·奥赫恩，“对于动物来说，……死亡只是保持身体机能运行的系统瘫痪，没有更多的意义。”书中所收录的辛格的回应在此显得相当有趣，他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演讲贯穿着有关人类与动物的一种更加激进的平等主义学说，我都觉得有些过份了”，作为哲学家的辛格不能够取消理性的地位，他也不能够赞同以一种将整个生态圈格局重新划分的角度来为动物作辩护。他相信是人的理性与思考增加了他们生命的重量，因此人的生命要比动物更有价值，虽然剥夺有价值的东西是一种罪过，但是罪本身确实可以被分程度衡量的。从这一点而言，辛格正是站到了与科斯特洛所对峙的阵营中去了。
而理性主义的另一后果——理性至上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是让科斯特洛尤为头痛的事情，她自己无法放弃也无法劝别人放弃自身所处的世界中心的位置，却又要留给动物相应的平台——这缺乏实践的土壤。她并不知道如何抗拒这个已经模式化了的世界，大规模肉食加工业，约定俗成的动物实验，现代人已经完全习惯仰赖动物的生命而生，连科斯特洛自己也不得不背着皮包或穿着皮鞋。她对于如何取消自身的立场，对于如何让“生灵之主”的安逸与自得中悄然退场，毫无办法。她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质疑者们“倾听你心灵的声音”。科斯特洛的恼怒与失望并不完全出自她的人类伙伴的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很大程度上她也在恼怒自己对所需要做或所能做的事情避而不谈。
于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理解科斯特洛为什么会成为演讲会上的孤家寡人，事实上她不仅要求人类同伴善意的对待动物，且要平等的对待动物。她深层生态主义的态度是把动物当成与人一样的主体予以尊重。她替她的人类同胞们重新选择了生物序列，人和动物在大的生态观上是平等的。对于动物的善意并非出自于对人类自身伦理的完善的可能，而是出于情感互通的需要。阿奎那所认定的只有虐待动物的人开始虐待人类，否则无关紧要；或如康德认为的那样之所以对动物善，是因为对动物善的人也会对人善，而这对于科斯特洛而言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所偏差，相去甚远。因此，人类在动物问题上为什么会“无所用心”？他们为什么拒绝真切的体会动物的生存、情感和死亡？只要人类还以高于动物的姿态进行“善意的施舍”，仰仗于道德的丰满与自觉，我们便不能防止与动物的沟通的断裂的危险。科斯特洛拒绝在单纯的道德选择上对动物在限定的适当的范围内予以的尊重，正如她的素食主义观点并不能等同于宗教意义上的清规戒律——一旦超越了理性、道德或宗教所承认的范围，对动物生命的关注又将变成一纸空谈。无关乎科斯特洛有这一层隐忧，这并不缺乏现实的证据，动物保护者们总是在倡导大家关注那些具有神性的、优美的、濒危灭绝的珍贵物种，或是博人同情和爱恋的的家养宠物，却拒绝给其他更广大渺小毫无特色甚至丑陋的动物以些许关注。于是，科斯特洛宁可求诸于原始的神秘的生命体验，寄希望于共同的情感穿透理性的雾障。
然而科斯特洛的失望几乎是注定的，且不说对理性自我中心的反思，即便只是道德感上的对动物的尊重也难以做到。道德感在现代社会中也在被逐渐的抹煞。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道：“道德和实用相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取得的最蔚为大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实用和道德已经在相当的高度上并驾齐驱，而实用迟早或早已占据了更高的阵地。对待动物方式的道德行考量，在实用主义面前听起来也已经显得荒诞而奢侈，更不要说原始而神秘的情感共通，那早就只存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里的东西。
或许至此，我们可以窥见库切苦心孤诣制造了这一场因动物而起的学术骚乱的一些端倪。动物权利的呼声似乎可以归类到一种声势更为浩大的浪潮中去，对现代性的失望和现代秩序重塑的渴求。理性在世界中心位置的霸占，已然影响到了人类进步的可能，对真实的体认在理性的清规戒律中悄然止步。正如在现代主义绘画技巧中将中心视点抹去，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人类似乎也逐渐开始抹去理性的绝对中心，种种边缘化的权利视角由此一一粉墨登场。动物权利与女性主义、种族斗争一样是一种重新建构世界布局的尝试。
如此说来，或许库切借科斯特洛之口，真正反对的是人类的傲慢和理性的不可一世，而社会价值的重塑或许可以成为这次演讲下的副产品。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艾米·古特曼，事实上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关键不是如何对待动物，而是“有助于对人类能够如何和应该如何与动物交往的问题，形成更加完整的认知”。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得到的或许会是，人类如何重新认识到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对自身形成更为完整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