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中国变革时代
－－访《甲骨》作者何伟
36岁的何伟(Peter Hessler)最近推出了一本讲述现代中国的新书《甲骨》(Oracle Bones)。1994年，何伟以游客的身份首次来华。两年之后，他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再次来到中国，一边教英语，一边学汉语。他说，“我不满足于能用汉语点菜和问路。”这本书的名字“甲骨”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龟壳或牛骨上。
何伟的第一本书《江城：长江边的两年》(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2001）讲述了他在涪陵的生活经历。涪陵只通水路，是座拥有20万人口的“小”镇。他说，“数年来从未有美国人在涪陵居住过，第一年是个巨大的挑战。”他后来还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北京分社做过助理。
何伟现居北京，不过他计划不久后回到美国生活。他的目标居住地？“干净又人少的地方。”他通过电话接受了《华尔街日报》Jeffrey A. Trachtenberg的采访。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似乎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苏联，共产主义似乎不提倡个人努力。
何伟：在中国，个人与集体的观念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中国过去注重的是整个集体，而个人不应该出风头。不过现在个人已经得到了解放，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些个体的表现令人吃惊。我们正在见证个体意识在中国的崛起。他们上进心强、甘冒风险、敢于自己作决定。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他们要为自己负责，也意识到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种转变是非同凡响的，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系并未出现多少变革。共产党依然执政。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我从未感觉这个政治体系行将就木。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个体却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对自己与国家关系的看法。这是初级阶段。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你在书中描写了一个有抱负的老师向一名地方官员行贿，为的只是更快得到必须的旅行手续，然而书中许多年轻人却似乎比美国同龄人还要天真。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何伟：人们都各有所长。中国社会十分腐败，这学起来很快。中国也是个飞速变化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有一种类似于美国西部拓荒时期寻求发家致富机会的心态。在周围事物变化如此迅速的环境中，腐败就产生了。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做了违法或者不道德的事。
我关心所有这些人，他们是很好的人，不过他们在客观上做了错事。我展现了一个处于实用主义时代的中国，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办成一件事。只要繁文缛节仍然存在，就没办法按规定办事。人们在为这个问题而挣扎。怎样做就会犯了错误？对年轻人来讲，这是个严酷的环境。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你指出“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是一些中国人最重要的新闻来源。中国政府能否成功控制互联网，将一些新闻报导和观点挡在人们的视野以外？
何伟：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限制这些消息了。只要有决心的话，还是能够找到需要的东西的。我从前的学生威利(Willy)就能很快绕过防火墙。你必须有个机智的头脑。这对我来讲就比较难──我对电脑很不精通。不过我可以学。
美国人往往高估政府的控制能力。现在的情况不是有什么可获得的信息，而是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政府永远无法控制所有信息。不过中国人对于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感兴趣。普通人对敏感问题并不特别关注。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你走进一家网吧，不会看到人们在试图绕过防火墙：这些人都在玩网络游戏或者和朋友在网上聊天。他们的做法和许多美国年轻人没什么不同。
不过这一切也许会发生变化。我对于告诉中国人什么最重要十分谨慎。作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政治限制我不会感到开心，我会感到痛苦。不过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我不能让自己的想法影响了主题──中国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子。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中国人有多少个人自由？在人们的交谈中有什么禁忌吗？
何伟：人们可以随意地交谈。也有人会谈到89年。但他们一般不会写下来或是进行更加正式地调查。普通人不会感觉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事情很难解释。美国人不会有相同的感受。政治不是人们关心的重点，自由也不是。他们都忙于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自由的。改善政治状况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头等大事，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这会带来麻烦。如果你是一个22岁的中国人，你会知道如果你开始对政治和煽动感兴趣，就会被劳教。但如果你努力经商，或是在不错的行业获得一份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取得成功。这个决定不难做出，因为其中有很多机会。
如果经济走下坡路，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精英们何时会认为这种体制束缚了他们。那时就可能出现政治问题。不过现在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对政治敬而远之。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中国共有56个民族。中国是否会有一天像前苏联那样分裂？
何伟：当你在中国旅行时，的确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地方。有许多民族地区，也有许多风俗文化和语言。但他们却创造了难以置信的统一。这应归结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普通中国人非常爱国，不愿看到国家分裂。他们为祖国自豪，统一对他们非常重要。他们不会愿意看到有哪个省份从中分离出去。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是否有理由担心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呢？
何伟：大量的制造业将迁往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劳动力更加低廉，他们也擅长建造厂房和制造产品。普通美国人的梦想不会是到鞋厂工作。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威胁。情况可能被夸大了。
他们的体制中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消除。他们做了大量利润微薄的生产工作，而不是创造品牌或创新。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利润之源。
我最反对的事情是错误地认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将超过美国人。如果你参观一所示范学校，你可能会产生这个印象。教育确实让人深受鼓舞。大多数中国人，即使是穷人，也鼓励他们的孩子上学。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教育也存在许多阴暗面。学生们有不少精力都用于考试作弊上面。中国在社会的创造性和教育体制方面仍存在问题。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中国有成百上千万人生活依然困难，不过你遇到的人很少有感到痛苦或愤慨的。中国好像没有许多愤世嫉俗者。为什么呢？
何伟：的确如此，这点相当重要。中国弱势群体似乎更容易受到关注，我们在美国听到的许多故事都同成为牺牲品的人有关。这些事情确实在发生。但他们性格中令人惊奇的一面是他们的坚忍和适应能力。最终很容易将二者联系起来。这也是我尊重他们的地方。我并不总是同意他们的选择，但他们很坚强。这不奇怪。看看上世纪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吧。你同老一代人交谈后，就会了解到曾经多么困难。现在他们在快速前进，对风险无所畏惧。但这种风险同过去的毫无机会和动荡相比微不足道，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而目前的经济机会随处可见。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或者就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太多不同的观点？
何伟：许多中国人可能会这么说，其中包括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对此难以作出判断。我的确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让人们一步一步地变化。看看政治上曾走了回头路的俄罗斯，我认为中国的做法可能会更好。处在变革时代的人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不过，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这里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有著13亿人口的国家。还没有人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完成过转型。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而且正在发生。没有人真正清楚结果将会怎样。
Jeffrey A. Trachtenberg
香港时间2006年05月19日09:09更新
